她需要的是从根上成长起来的人,既懂生产规律,又能把握制度本质,而这样的人藏在四千万人口里,只能用最笨也最有效的办法去找。
三天后,普查工作在全国铺开。两千名普查员被分配到各个片区,携带统一印制的表格入户登记。
表格设计得极为简洁,除姓名、年龄、性别等基础信息外,技能栏细化到具体工种——农庄的育种员需注明“能识别多少种稻瘟病”,工厂的车床工要填写“最大加工精度”,教师则需记录“年均培训时长”。
在翠南省的白鸽村集体农庄,普查员王芳正在核对第七户的信息。户主是拖拉机手赵铁林,技能等级被定为四级——他能独立维修农机,还参与过技术手册编写。
政治参与度一栏填着“劳动党党员,年均参加支部活动二十三次”。家庭成分则标注“父祖辈均为大明帝国移民。”。王芳在表格右下角盖了“实地核实”章,这意味着该信息已与农庄的工分记录、支部档案交叉验证过。
城市的普查更为复杂。坤泽城的纺织厂区,普查员需要区分“纺织女工”和“纺织技术员”,前者按三级技能登记,后者若能调试织机参数,则定为四级。
在矿区,井下矿工的技能等级还要附加“安全操作年限”,十年无事故者自动升一级。这些细分标准来自朱昭熙的直接指示:“技能不能只看头衔,要看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。”
三个月后,首批普查表汇总到中央统计局。四千万份表格堆满了临时档案室,两千名工作人员按标准分拣。
筛选的第一道门槛是年龄,限定在十五到二十五岁之间,这个年龄段的人既有一定社会经验,又未完全定型。第二道门槛是技能等级,至少三级以上。第三道门槛是家庭成分,排除三代内有重大违纪记录的家庭。
统计局局长带着初步筛选出的八千份档案走进朱昭熙的办公室时,看到她正在研究全国地图。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了二十七个区域,多是工业重镇和农业示范区。